告别仪式现场，徐梅的事迹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徐梅生前所在单位同事刘永鸿泪水夺眶而出，“我能做的，就是向她学习，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她未完成的事业。”

在当年的六方会谈中，六位团长有五种语言，每人发言时会有四名译员同时在线，采用交传的方式翻译。因为五种语言长短不一，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苑六方厅正中还摆放了五盏指示灯，分别代表五种语言。团长发言完毕之后，译员开始翻译，翻译的时候指示灯亮起，翻译结束之后，译员要按下自己面前的按钮，熄灭大厅中央对应语言的指示灯。当五盏灯都熄灭之后，下一位团长才能接着发言。

《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续三年蝉联中国航天发射榜首》林绍纲来时，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，寒暄几句，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，头疼，离不开安眠药。听汇报时，他有时走神，眼睛发直，边点头边嗯嗯。他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。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，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，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，很难辨认。每次看他的批阅，林绍纲都有点头疼。